蕭萬長建議蔣經國總統將對大陸轉口貿易合法化。
經國先生聽完,點點頭,要蕭萬長把資料留下來。蕭萬長離開總統府,
回到國貿局辦公室,就接到國安局長汪敬煦的電話……。

兩岸經貿的"幕後推手"
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,開始「改革開放」政策,往後幾年間中國大陸的對外貿易也大幅成長而當時台海兩岸尚處於「互不往來」的敵對狀況,台灣企業界若與中國大陸有經貿行為,即使只是「間接轉口」,也會被扣上「資匪」的罪名判處重刑。
一九八五年初,當時擔任國貿局長的我,發現過去兩年台灣與大陸的貿易額鉅幅攀升──一九八三年台灣對香港的出口金額是十六億四千多萬美金,到了八四年,突然增加到二十億八千多萬美金,成長幅度近三成,而且還在持續增加中。

我心中納悶著:以香港的經濟規模,絕不可能突然對台灣產生這麼大的進口需求。於是透過駐港人員暗中調查,發現這些出口多是轉往中國大陸。這讓我陷入兩難:依照國家基本政策,台灣對大陸轉口貿易是絕不允許的,但若從整個國際局勢來看,當時中國大陸的經濟起飛方興未艾,台灣與大陸的貿易不僅是無可避免,而且也有助於台灣的經濟發展。

幾經考慮,我認為轉口貿易對台灣經濟是正面的,我決定要盡一己所能,促進轉口貿易合法化,讓企業界不必再提心吊膽做生意,兩岸貿易也不再成為黑洞,而且讓政府制訂國家安全政策時,有客觀參考的依據。

讓「轉口貿易」化暗為明
為了瞭解台灣的經貿狀況,當時蔣經國總統每年至少會接見我一次。那年春天,又蒙經國先生召見,前往總統府報告外貿情況。在報告中,我特別提出對中國大陸轉口貿易增加的問題,並建議讓這種轉口貿易合法化。我向經國先生分析,如果不將之合法化,繼續讓台灣廠商在恐懼中做生意,廠商的權益既無法保障,也會對政府有所埋怨。

經國先生聽完之後,點點頭,要我把資料留下來。我離開總統府,才回到湖口街國貿局辦公室,就接到國安局長汪敬煦的電話,要我去國安局一趟。

我心中納悶著;是不是因為向蔣經國建議開放轉口貿易,犯了禁忌,所以國安局要約談我?
懷著忐忑的心情,來到當時位在石牌的國安局,經汪局長說明之後我才知道,原來經國先生認為我有關轉口貿易的建議很有道理,因此特別交代國安局要從「國家安全」的角度,對開放轉口貿易可能產生的影響加以研究。所以汪局長要我向他介紹轉口貿易的情況。

後來,國安局內部研究認為,開放對中國大陸的轉口貿易並不會危害國家安全,而且可以實際瞭解兩岸經貿往來情形。於是,我便將此一提案向上呈報,並由當時的行政院長俞國華召開專案會議加以討論,最後定出了「轉口貿易三原則」:一、禁止與中共直接通商。二、廠不得與中共機構或人員接觸。三、政府對轉口貿易不予干涉。

從此,對大陸轉口貿易終告合法化,企業界也不必在恐懼中做生意了。

放寬台商赴大陸投資
轉口貿易合法化,為日後兩岸經貿的發展奠定基礎。之後,開放大陸探親旅遊後,愈來愈多的企業界人士到中國大陸考察商機,兩岸關係也從轉口貿易發展到投資設廠。

民國七十九年,適逢台弊大幅升值,國內環保意識及勞工意識抬頭,經營成本持續增加,導致許多廠商紛紛外移,中國大陸尤其是企業界鍾愛的投資地。

當時我擔任經濟部長,有鑑於客觀環境的改變,我認為政府不能再讓業界偷偷摸摸、又毫無保障地前往大陸投資;於是,經濟部逐步放寬赴中國大陸投資的限制,並於八十二年二月公布《在大陸地區投資與技術合作許可辦法》,建立起更具彈性的報備核准制,也允許已赴中國大陸投資的廠商「事後登記」。

有了這個開放政策,台商才能夠摒除後顧之憂,放心前往大陸發展。

從「轉口貿易」合法化,到對大陸投資的開放,我總是以最務實的作法,往前多看一步,期望在國家安全與經濟發展之間,為台灣找到最有利、最平衡的一條路。多年來,在兩岸經貿議題上,我始終抱持著這種態度,這就是「以台灣為主,對人民有利」的思考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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